商鞅变法是当时各国变法运动中比较彻底的一次，文化教育的改革是商鞅变法的内容之一。

商鞅的文化教育思想与当时的儒家思想是对立的。

他指责“儒学”为“虱子”，他说：“礼乐”、“诗书”、“仁义”、“修善”、“孝悌”等等都是祸国殃民的东西，如果用这些复古主义的教条来治理国家，就会“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农战》）。

敌人一来，国土就必被侵削。敌人不来，国家也必定贫穷。

商鞅同时痛斥那些“不作而食，不战而荣，无爵而尊”（《画策》）的奴隶主贵族和儒生都是“民”。

必除之而后快。

而当他们利用“诗”、“书”作为“以古非今”的舆论工具，企图进行反对活动的时候，商鞅则坚决主张采取“燔诗书而明法令”(《韩非子·和氏》)的手段，对他们进行打击和镇压。

商鞅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特别重视为新兴地主阶级培养革新变法的人才。他提出：“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韩非子·和氏》）。

所谓“游宦之民”，主要是指那些满脑子腐朽、保守思想意识的儒生及一些游食者。他们摇唇鼓舌，游手好闲，不事生产。

商鞅认为必须加以禁止和打击。

商鞅要培养和提拔的“耕战之士”，就是那些在进行封建兼并战争和发展封建经济中对新兴地主阶级作出了实际贡献的人。

商鞅认为对待这样的革新分子则必须按“任其力不任其德”，“官爵必以其力”的原则大胆地培养、提拔和任用